1950年初冬，朝鲜战场刚刚平静一个夜晚，前线炊事班烧水用的是改装油桶。宋时轮巡视阵地配资台，看见一截被割下的白布垫在铁桶底下，顺手捡起塞进挎包。他随口一句：“能用就别扔。”身旁警卫员愣住了：连白布边角都舍不得，怎么像一位军区司令？这种惜物作风后来在北京八宝山再次出现，只不过对象从布料变成追悼仪式。
宋时轮1915年出生，红军时期就带兵上阵，抗战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一路冲锋。论战功，他从无保留；论生活，却一向节省，越到晚年越明显。离休后，老人把主要精力投向党史、军史的抢救与编纂：白天翻文件、夜里校文稿，困了在椅子上打个盹便继续。手稿密密麻麻，连页边空白都写满批注。秘书劝他用录音机，他摇头，说耳朵不如笔尖靠谱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对公共政策同样上心。1986年，中央发文规范领导干部丧事活动，提倡简朴。宋时轮看后圈出几段，批注“还可再减”。他在圈子里常说，人活着时多干事，走了就别麻烦别人。听者大都笑一笑，以为只是将军一贯的节俭观念。
1989年3月上旬，中央通知：某位离休老同志病逝，请宋时轮参加追悼会。那天北京起冷风，八宝山送别大厅花圈、挽联、花篮排满两侧，哀乐声循环播放。排队的干部、战友、晚辈，从院门口一直到灵堂门口，足足站了近一小时。宋时轮神情肃穆，行礼、鞠躬、默哀，程序一步不落。
仪式结束后，他和几位老首长结伴离场。临上车前，宋时轮忽然停住脚步，低声却坚决地冒出一句：“这追悼方式不好！”同行者吃惊，有人轻声反问：“老宋，这怎么就不好呢？”宋时轮略带无奈：“排这么长队，耽误多少工作？汽油、鲜花、布、纸，都要钱。对逝者的敬重，未必只能靠排场。”
车厢里短暂沉默。随后他接着分析：告别逝者是情分，可让组织、群众都折腾，总觉得不妥。老人还算了笔账：一场追悼会少则数万元，多则上十万，“不如把钱拿去补贴困难战士家属，这样更对得起走的人。”
回到家后，宋时轮写了封建议信，核心句子很直白：取消大规模遗体告别，领导干部丧事应以家属自愿为主，仪式缩短到一小时以内即可。信件通过总政转到中央办公厅。有干部回访，请他补充细节，他只提出一点：制定细化标准，最好用“可操作、易监督”的语言写进文件，别留空子。
1991年9月17日凌晨，宋时轮病情恶化。家属按医生嘱咐抢救至清晨，终未挽回。依照遗嘱，家人立刻通知组织：不设灵堂，不开追悼会，只进行家属、医护、几位老友简单送别。当天下午遗体火化，骨灰随后交由北京市公墓管理处安放。前后不到四十八小时。
事后，有人统计，宋时轮丧事总支出不足三千元，连花圈都是借用旧竹架重新插花。北京某日报在内部简报中提到：简办丧事并未降低对逝者的敬意，反而引发部队干部热议“为群众减负”这一命题。此后几年，军队系统陆续出台更为严格的《军队干部丧事暂行规定》，简化程序成为硬杠杠，其中多条直接借鉴宋时轮当年意见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宋时轮走后，他主抓的《华东野战军战史资料选编》仍在持续增补；编辑团队依照他生前节约、严谨的要求，废弃了两次已经排印的半成品版本，只为核准几位老战士的口述。十年后，该书公开出版，被史学界评价为“华东战区研究分水岭式成果”。编委会通讯中写下这样一句话：提倡俭朴不等于拒绝认真，史料工作更要精细到每一个标点。
宋时轮一生征战，最终留给后人两个“有用”的东西：一部扎实可考的战史成果，一套切实可行的丧事简办方案。前者丰富史料库，后者影响社会风气，两者都离不开当年那句突如其来的“这追悼方式不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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