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夏（1038年—1227年）能在宋、辽、金、蒙古等强大政权的夹缝中存在近两个世纪，绝非偶然。其长达190年的国祚股票配资的，是中国历史上地方性割据难以达到的长度。
西夏的地缘是其存在的关键，西夏的核心领土（今宁夏、甘肃等地）虽不庞大，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，且恰好处于东亚各大强权的战略缓冲带上。西夏精英阶层极为擅长利用这种“夹缝地位”。
“以战促和，以和保权”：西夏深知自身无法彻底消灭任何一方，其战略目标是生存与事实独立，而非统一天下。因此，它的策略是在军事上通过成功的游击战和防御战（如好水川、三川口等战役）证明自己是一块“难啃的骨头”，迫使宋、辽等大国认识到消灭西夏的成本过高，从而在谈判桌上赢得承认和岁赐。
西夏奉行“联强抗强”的务实外交。在宋辽对立时，它利用双方矛盾，时而联辽抗宋，时而接受宋朝册封以获取经济利益。当金朝崛起灭辽、北宋后，它又迅速向金称臣，与南宋隔绝，从而在金朝的庇护下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期（12世纪大部分时间）。
西夏以军事立国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，结合党项人游牧传统，建立灵活高效的军事组织，骑兵尤其强悍。
“铁鹞子”与“步跋子”：打造了当时东亚最精锐的重甲骑兵部队和擅长山地作战的步兵。并且重视工程与技术，大量吸纳汉、回鹘等族的工匠，在弓箭、铠甲、攻城器械方面技术先进，并能修建坚固的城池（如当时的国都兴庆府）和水利工程。
兴庆府 （今天的银川）
并且控制丝绸之路，占据河西走廊，垄断中西贸易通道，征收商税，获取巨大财富。发展灌溉农业，在黄河河套地区兴修水利，实现粮食部分自给，减少对外依赖。而且掌控青白盐等重要资源。
西夏以党项文化为主导，同时吸收汉、藏、回鹘文化。尊崇佛教（大量刻印佛经），并兼容儒家学说，形成独特的“西夏文化”，增强了政权的内在凝聚力。
西夏在大部分时间里，宋、辽、金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彼此对抗（如宋辽战争、宋金战争、金辽战争），它们都需要稳定西线，避免陷入两线作战。因此，只要西夏不过度扩张，它们更倾向于用“岁赐”（变相的纳贡）来换取西夏的臣服和边境安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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